李同强在给病人测量血压，妻子也在旁边协助。在农村卫生室，父子、兄弟、夫妻搭档工作的情形非常普遍图/杜莉华
长期从事村医工作的李同强认为，公卫工作繁重、基药价格高影响看诊积极性、补助被克扣、收入下降、老无所养、不受重视，是乡村全科医生面临的共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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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诊所吗？喏，前头左拐，再往前走走就到了。”在村里，只消说去诊所，任何一个成年村民都能指给你方向。
根据中国社科院近年（）发布的《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各调查村平均距离乡镇卫生院5.77公里，医院16.98公里。走路几分钟可达的村卫生室仍然是“可及性”最高的农村基层医疗机构。
接近一半的受访者从卫校毕业后回来创办卫生室成为村医，1/4继承祖业，剩下的则为乡镇卫生院招聘后派驻所在村或所在村招聘。
上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国家感召的“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乡串村，广受农民尊敬。他们能治疗基本的内外科疾病，和村民关系融洽。某种意义上，“面朝村民背朝天”的村医代表了中国农村全科医生的朴素雏形。
改革开放前后，村医有过一段自主经营的岁月，自负盈亏，温饱不愁。
上述调查显示，村医当中70%左右为中专文凭，52%左右没有任何职称，虽然近年来考资格证书的村医越来越多，但在社会的总体印象里，这仍然是一个处在知识和价值链底层，“没技术、没地位”，极易被忽视的群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一样，应当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将村医纳入乡院的统筹管理，村医成为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在工资、社保、职称评定等方面享有稳定的保障。实际情况却是，除极少数地区（如江苏、内蒙的部分区域），村医既不算农民，也不属于乡卫生院，没有编制，没有身份，自然也没有养老保险。
专注于医改和产业经济领域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分析，一方面村医作为卫生院的下属，成为这个等级制体系的最底层。另一方面，政府“鼓励各地在不改变村医身份和村卫生室法人、财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推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又使得村医成为受卫生院管理和控制的体制外人，“村医成为弱势，有义务和责任却无权益和保障的一个群体。”
几年前开始的农村新医改，致力于降低药品价格，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希望能为患大病的农村患者解决大部分医药开销，却开启了各地村医感觉最糟糕的时期。上述调查中，能够及时足额返还乡村医生垫付资金的，仅为55.8%。有96%以上的村医有离职意愿。
两年前，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提出到年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这两项公共卫生工作和随之而来的应对上级检查，占去了村医相当的精力。
黑龙江绥化市东方红村的孟凡权是新老政策的亲历和见证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沈群红等人下来调研时他都在场。比老孟年轻十多岁的李同强，知识和技术储备丰富，密切公益中国援助定点白癜风医院白癜风好了应该要注意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