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走出新中国第一任
卫生部副部长
杨峰
在潢医百年的历史中，治病救人，为潢川留下很多开创性的成绩，也造就了一批享有盛誉的医护人员（详见《光州漫忆：医者仁心》）。在这里，还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年11月，苏井观回医院，并直言：“在三友药房未建立之前，医院当医师。医院也是潢川党组织的重要联络点之一。”
一、苏井观同志革命的一生
苏井观(-)，原名苏炳达，字静观，一九〇五年出生于河南潢川北城白石碑大过道一个开小木匠铺的个体手工业者家庭，这个家庭有四子一女，苏井观排行三。苏井观降生时，家庭非常贫苦，上面两位哥哥均未能跨进学校大门。但苏井观聪明好学，求知欲强，少年时靠教会资助进入了潢川北城基督教福音堂所办的信义小学，他读书用功，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汇文中学，这也是一所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
汇文学校是北京最早的近代学校之一，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位于崇文门内大街以东，船板胡同和丁香胡同内。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合并，定名为“燕京大学”，原址留为大学预科及中学二部，定名为“汇文学校”。
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海军军医学校，并取得公费生资格。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从天津海军军医学校毕业，本可以在海军里当个医官，以取得优厚的物质待遇。但他拒绝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医官，毅然返回潢川，同好友徐典吾、曾香亭在城关开设三友药房。年正值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这年秋他和徐典吾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潢川县委领导下，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利用三友药房和家庭住宅作掩护，在潢川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因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年关斗争身份暴露，年初，离开潢川转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事医务工作。
苏井观副部长的侄女苏玉琴、侄女婿刘绪德在5年第二辑《光州文史资料》中有一篇《回忆叔父苏井观同志》的文章，完整的记录了苏井观革命的一生，对我们了解这位潢川走出的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副部长很有价值。苏井观侄女苏玉琴回忆说：
当时我家西南角有一鲜为人知的夹道，叔父和革命同志常在那里开会、学习，分析国内外形势，输送和掩护过境的革命干部，为大荒坡武装暴动筹集武器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一九二九年，党的机关被敌人破坏，叔父被通缉。在此情况下，党组织决定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一个阴黑的夜里，在刘理葛和表哥叶自立的护送下，叔父离开了故乡潢川，从此，叔父与家庭彻底隔绝，一连二十年杳无音信。
苏井观进入鄂豫皖苏区后，先后任红8团军医，后调任红军1师（后改为10师）
医院外科主任、医院院长、医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当时苏区医疗条件简陋，药品少，手术器械也非常缺乏，甚至连普通的镊子都不全。医院用的是民房，没有床，没有被褥，伤员睡在草上。医务人员也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苏井观遵照党的指示，创立了鄂豫皖苏区的卫生事业，开办卫生学校，亲自带学生，培养医务人员。医院，而且还帮助根据地开展了卫生工作，医院，培养了干部。
年5月，肃反中苏井观被定为“反革命”，关押45天，停止党籍一年半。由于当时苏区医务人员非常缺乏，有些工作离不开他，所以不得不将他释放。尽管有人监视工作，在政治上受到诬陷，精神上受到痛苦，但苏井观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积极工作。他说：“我问心无愧，没有什么对不起党和革命的地方，这次侥幸免于一死，留得青山在，我还要为党为革命继续奋斗下去。”他一如既往，埋头苦干，积极负责地工作。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战斗中负伤，就是经过他精心治愈的。
年秋，红军在粉碎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之后，苏井观随红军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医院院长兼政委，卫生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卫生部部长。
3医院创建了平方米的手术室和消毒间，医院，创办了《血花报》。在川陕苏区时期，苏井观最大贡献是创办红色卫生学校，医院培养了大批医护人才。
医院医院的需要，他在原医护人员培训班的基础上，创办了护士学校，又名红色卫生学校，担任校长，教师由医务部主任周吉安等各科医生兼任。红色卫生学校（又名护士学校）由最初的00多人，扩招到多人，每期培训时间为三个月，学校按军队编制，将学员编为看护营，营长林春芳，政委丁强。下辖4个连，其中3个男看护连，1个女看护连。
护士学校的学员都是医务部的护士，他（她）们在学习上全部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上午跟医生一起到各伤病员连给伤病员医伤治病，做护士工作。下午听老师讲课，参加学习。一般情况下是每天学习四小时，有时根据工作的轻重缓急，适当的减少或增加学习时间。学习的内容有政治课、文化课和业务课。
政治课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讲授，内容是讲革命斗争形势、红军的性质、红军的任务、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阶级斗争等等。文化课是由当地列宁小学的教师讲授，内容主要是向学员补习文化知识，教他（她）们识字，读写生字生词。业务课是仅次于政治的主要内容。教师有红色卫生学校校长苏井观、总医院医务部主任周吉安、看护营长林春芳和医生李炳伍、汪兴容、潘文森、喻成明、蒲文清等讲授。这些老师既是医务部的医生又是护士学校的教员，他们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了理论知识，又带领学生在病房里进行实践，所以学员们学习进步很快。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病理学》、《解剖学》、《药物学》、《脉络学》等。护士学校业务课的教学，特别重视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学员们对学习《解剖学》有困难，苏井观校长就利用被处决的犯人尸体，进行实体解剖，一边解剖，一边结合书本理论给学员讲解，使他们看得见、摸得着，清楚明白，易懂易记。这样边教边学，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使学员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所以，总医院护士学校在较短的时间，就为红四方面军培养出了数百名医务人员。
红色卫生学校内，还分设了西医班和中医班，培养红色医官（西医），红色中医和看护。西医班的看护学员，也是边学习边工作，上午到各个伤病员连工作三小时后，就是学文化的时间，晚上开会讨论。无论上午或下午，上课都不超过三小时，晚饭后还有一两个小时唱歌，做游戏。红色卫生学校还为各军举办卫生人员培训班。4年春，从5个军中抽调了多名少先队员在通江城学习，不分男女都学看护，不识字的，担任护理员和洗衣员。他在卫生学校亲自编写教材，讲授课程，带领学员在病房、手术室见习，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一大批卫生工作骨干。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医院护士学校通过简陋的设备，培养出了一大批医务人员，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而遍布全国各地。不少人成为了各单位的中坚力量。如建国后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洪明贵、贵州省卫生厅厅长赵鹏义、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潘阳泰、重庆市卫生局长何正清、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何光春、西藏军区78医院院长刘琪等等，医院护士学校毕业的学生。卫校政委丁强，在建国后，亦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长征途中，苏井观随红军三过草地，倍受艰辛。5年7月至6年3月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6年4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卫生部部长。同年11月至7年3月任红西路军卫生部部长。由于战争频繁，川陕苏区的医疗条件同样困难，伤病员多，任务更艰巨。为了多抢救伤员，他在枪林弹雨中置自己生命于度外，紧张为伤员服务。有时自己带头抬担架，一抬几十里路。为伤员做手术，从不马虎，兢兢业业，每当取出一粒子弹，救活或治愈了一个同志，就感到为革命增加了一份力量，非常愉快。
抗日战争时期，医院院长、延安医科大学校长，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卫生部长，陕甘绥晋联防军卫生部部长。8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年6月至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卫生部部长。3年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部长。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
5年9月至9年8月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侄女苏玉琴回忆说：
在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的时候，叔父奉命把部队的伤病员由河西运往河东。当时形势紧张，运输条件差，伤病员多，时间有限。叔父亲自在黄河边组织抢运，几天几夜不休息，终于胜利地把全部伤病员安全运到河东。
我们在叔父家看到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有叔父、婶母，还有一个外国人。婶母说：“这是白求恩大夫，加拿大人，来中国支援抗日战争，因公殉职。这张照片是我们在晋察冀边地区和他相遇时照的。”
新中国诞生后，苏井观同志参加组建中央卫生部，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是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当时卫生部部长是民主人士，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年领导组织抗美援朝卫生工作。夏，回到潢川县城，医院。年5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
苏井观同志的夫人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张琴秋。张琴秋，也是红军历史上惟一的女性将领。到达川陕边区后，红四方面军重建根据地，张琴秋先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由她任师长。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她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从新中国成立起，张琴秋担任纺织部副部长近0年。年苏井观病逝。与他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张琴秋，为寄托自己的哀思，她克制着悲痛，拿起笔来，写了一篇悼念苏井观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性格刚烈的张琴秋受到诬陷和迫害，于年4月愤然以死抗争。
二、轶事：苏井观的战马救活四百西路军将士
据罗学蓬先生整理的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口述材料中，有一段苏井观在西路军时的轶事。今天对我们说起来这或许就是一段往事回忆而已，但这里有我们鄂豫皖英雄的血泪！
来得最多的还是西路军幸存的指挥员，我的印像中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黄火青、苏井观、宋侃夫先后都来过。他们突围后，被陈云和滕代远带领的部队从星星峡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再辗转回到延安来的。
这帮死里逃生的指挥员们见了张主席（张国焘），都是哭的多，笑的少。他们告诉张主席，西路军两万二千人，除了牺牲的，被俘的，跑散了的，最后被陈云从星星峡接出去的就剩下了四百多人。而且，要不是苏院长(组建西路军时，苏井观巳被任命为西路军卫生部长，但直到建国后他当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原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们仍习惯称他苏院长)，这四百多人也全完了，他们也就再也来不了延安，见不到张主席了。
我听了大感惊奇，暗暗想，苏院长不就是个医生么？就算有华陀、扁鹊的医术，也不可能救几百号人的命呀？
张主席也觉得不可思议，就问：“井观，怎么回事？”
苏井观说：“他们不是感谢我这个人，是感谢我的马，要没我这匹比人还聪明的马，我们就全都被渴死，晒死在戈壁滩上了。”
原来，石窝会议决定突围时，把西路军剩下的官兵分为三路，各自往外冲杀。血战几天几夜，另外两路都被打散了，只有他们这一彪人马在丢下一路尸体后，在李先念的指挥下冲杀到了疏勒河边。疏勒河底淤泥不知有多厚，先下水的人马下水后马上陷了进去，越挣扎越往下陷，直至没顶。血染征袍的红军官兵们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没想一条凶险的大河又将他们陷入绝境。在河边奔突了一天，处处凶险如故，江上黄滔一片，所有渡河工具，皆被马家军或集中，或烧毁。毕竟是命不该绝，就在追兵越来越近的危急关头，他们用一块金砖买通了一个走私的回民，把最后剩下的四百多名官兵从走私者在河底铺就的一条窄窄的石子路上带过了疏勒河。
过了疏勒河，两天后他们进入了一片茫茫数百里的戈壁滩。头上烈日当空，气候极为干燥，因沿途水井都被马家军投放了毒药，他们巳经经两天滴水未进，渴得嗓子像要冒烟，有一点救命的干粮也无法下咽。再也迈不动步了，有的“咚”地坐下，有的索性躺在了灼烫的沙地上。就在大家奄奄一息之际，忽然看到前方有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大家惊喜得简直发疯了，用尽最后的力气爬起来，以枪作拐，摇摇晃晃地往前奔去。谁知跑到跟前一看，除了蒸腾缭绕的一缕缕地汽之外，什么也没有。回头一看，又是一片碧蓝的湖水，于是以为走错了方向，又转身往回跑，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这才知道眼前出现的即是传说中的“海市蜃楼”。两次拼命奔跑，耗尽了大家体内最后的一点水分，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趴在灼烫的沙地上，只等着死神降临。就在黄超和李特巳经被渴昏过去，有的提议杀马饮血的时候。苏井观的座骑突然“咴咴”叫了两声，撒着欢往前奔去。苏井观急着去追马，前面出现了一道隆起的沙梁，当他跑上沙梁，眼前的情景令他喜极欲狂，大声哭喊起来“水……同志们……有水啦！”原来，这匹老马嗅到了水，正把嘴伸进一个水潭里痛饮。这下可不是“海市蜃楼”了，长长的马嘴搅得水面波光闪闪。所有人都听到了苏院长惊喜得变了调的狂吼声，一个“水”字令垂死者也能活力四射。他们跌跌撞撞地奔上前来。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方圆十几平方米宽的积水潭。水呈黄绿，浓稠如浆，恶臭难闻。水面上绿苔丛生，孑孓与不知名的虫子在水中游动。但那一刻，再臭再脏的水也是玉液琼浆啊！四百多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红军官兵全拥了上去，有的泡进水里，有的趴在潭边，“咕噜咕嘟”，满天下一片嘬水之声……
三、轶事：毛主席说服苏井观安心卫生工作
据苏继承同志回忆说：“苏井观同志是我的堂祖父，年1月3日，我乘车北上去首都，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苏井观家住了七天。从苏井观和我的谈话以及我和卫生部工作人员的交谈中，得知毛主席说服苏井观安心卫生工作的故事。”
曾经担任红四方面军卫生部长、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苏井观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卫生事业，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外交战线需要大批干部的时刻，苏井观同志曾一度产生改行搞外交的想法。经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的耐心说服，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专心从事卫生工作。
8年月，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进入第三个年头的解放战争，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境地。形势迅速发展，各方面都需要干部，外交人员尤为缺乏。从事卫生工作0余年、经常教育卫生人员安心卫生岗位的苏井观，此时思想也发生一些变化。他觉得卫生部门已经有一批有经验的领导干部，自己在教会中学念书时学了英语，在延安以及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北平时，曾跟一些外国人打过交道，若改行做外交工作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干。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求。
苏井观月8日从军委总卫生部驻地山西临县三交村出发，西渡黄河，第三天到了党中央机关驻地陕西佳县神泉堡。
此时，我西北野战军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取得大捷的消息已传到神泉堡，同志们都欢呼雀跃，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苏井观想：每当大捷的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他总要高兴几天，此刻请求改行，毛主席也许会批准，他觉得自己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便不由得喜上眉梢。
当苏井观到达神泉堡的时候，听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任代总参谋长，军委一切事情都由他管，改行问题也必然要经过周副主席，他深知，要得到周副主席的允许，是相当不容易的。苏井观决定先去探探任弼时同志的口气。当时任弼时同志正在休养，于是他和黄树则一起赶了0里路，到了任弼时同志的住地。
晚上，苏井观向任弼时同志吐露了想改行的想法，任弼时同志不同意，原因是卫生战线干部力量弱，仍希望苏井观继续在卫生部门干下去。同时告诉苏井观：“你同胡子谈问题，起码还要等一个星期，因为要跟他谈话的同志很多。”任弼时同志说的胡子，是指周恩来同志，因为他当时留着大胡子。苏井观在任弼时同志那里住了一夜，决定第二天返回。在苏井观返回之前，周副主席已经派人找了他两次。苏井观听说后就立即赶到他的办公室。苏井观想谈谈旁的问题，敷衍过去。周恩来同志有个特点，能从每个人身上都找出一点长处，对于改行这一类问题，尤为重视。于是苏井观就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结果周恩来滔滔不绝地向他讲了一番道理。这时，苏井观觉得自己要求改行的道理，没有周副主席讲的道理大，已经感到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了，但尚未绝望，仍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天和毛主席的谈话上。当苏井观离开座椅将要走出办公室之时，周副主席还是说：“你能做卫生部长。你已经做了一些部长的事情。”
第二天，苏井观和黄树则在去谒见毛主席之前，苏井观对黄树则说：“现在局势发展很快，今后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事会越来越多，而外交人员又很缺。我想请求毛主席批准改行去做外交工作，毛主席可能会同意。”在约定的时间——下午三点，他们来到毛主席住所。毛主席正在窑洞前看书，一见面，毛主席就对苏井观说：“你在前方的工作做得不错呀！”毛主席这么一说，苏井观顿时觉得此时不宜谈改行问题。于是，就问毛主席的健康情况，继而又汇报了战地救护和伤员转运情况；紧接着就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谈了自己的意愿和打算。毛主席饶有兴趣地倾听苏井观的谈话。苏井观开始有些紧张，但毛主席对他的态度使他觉得自己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就不再感到拘束，越谈越起劲。
毛主席关切地问：“你想干什么工作？为什么？”正当苏井观准备从容回答主席提出的问题时，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进来了。苏井观认为，等自己的话说完之后，毛主席就可以作最后决定。一见他们进来，苏井观的心立刻凉了下来。
周恩来同志一见苏井观就说：“你还在这里谈改行问题？！”任弼时同志接着对毛主席说：“他前天同我也谈了，我就说不行。”
此时，毛主席仍让苏井观畅所欲言，把话讲完。此时周恩来插一句，任弼时插一句，弄得苏井观气馁词穷。毛主席也改变了谈话的方向，说：“能力不够可以学，中央支持你，有困难我们帮助你。你的长处是能团结干部。要丢掉日常琐事。你的任务是想全国性的工作，掌握政策。”
他从毛主席的话里已经觉察到没有改行的希望了。毛主席最后微笑着说：“改行可以，六十年后。”又问苏井观还有什么意见，苏井观无可奈何地说：“我被迫放弃改行的念头来安心工作，但恐怕这个念头不容易打消，因为这个想法由来已久，而且是环境与条件造成的。”毛主席问：“为什么是被迫的？”苏说：“问题已经向你们提出，这次没解决，我此后当然不好再提了，也没有另外地方可以提，只好放弃，所以我说的被迫的。”苏井观说完，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都笑了。
随后毛主席讲了战争的形势，他说：“我们的干部不仅要看到当前，而且要想到将来，要想到全国胜利之后怎么办。”他问苏井观和黄树则：“中国这么大，疾病那么多，求神拜佛的人那么多，卫生条件那么差，你们的工作应该怎么办？你们考虑了没有？”苏井观点了点头，说：“主席讲得对，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毛主席又问苏井观：“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四十二了”，苏井观回答。毛主席接着说：“所以我说，你再干六十年再改行，并不晚嘛。”毛主席自己先笑了，大家也都笑了起来。苏井观很快离开神泉堡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临行时，他对黄树则说：“现在好了，我的思想问题解决了。”
此后，苏井观在会议上，在个别谈话中，常常把毛主席要他六十年以后再改行的话，传达给卫生干部，要求大家跟他一样，服从组织决定，服从工作需要，安心卫生工作岗位，做好卫生工作。
四、年苏井观回故里省亲
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积劳成疾，苏井观副部长不幸身患肠癌。年11月赴广西某地疗养时，顺便回家乡探亲。潢医王建鹤是他在潢川期间的保健医生。王建鹤医生曾根据亲身经历，写了一篇《忆苏井观副部长回故里省亲》的回忆文章：
保健任务
年11月13日（农历九月二十八日）上午，我正在检查病房，传达员徐义通知我到院办公室开会。查完病房，立即赶到院办公室，县医院党支部书记杨树林同志说：“王医师，你快去县委办公室出诊去，有位同志病了。”我问谁病了，杨说：“我也不知道，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何庆轩院长说：“暂时不要带很多东西，先到那里去看看，需要什么再回来拿。”显然，医院领导当时是知道苏副部长回潢川这件事的。我说：“好！”于是，带着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等来到县委办公室。在县委办公室，看到了县委书记张士遇和办公室副主任张保清同志。张书记告诉我，卫生部苏副部长回潢探亲，请你当几天保健医师，并说：“除做好医疗保健工作外，还要做好食品卫生监督；控制亲友看望时间，一般半小时，最长不能超过一小时，所有看望苏部长的亲友，必须经过你的许可，并征得苏部长的同意后方可接见，绝对不能影响苏部长的休息。千万不能发生问题。”当时我精神有些紧张。张书记看我思想有些顾虑，又安慰我说：“不要怕，有事及时和有关同志联系，也可以告诉我。”我看推脱不掉，只好同意了。
关于饮食卫生，要求非常严格。原计划每餐饮必须经过化验检查，证明无问题方可食用。后来，又经县领导研究，取消了化验检查，但要求仍然很严，每餐所用的鸡、鱼、肉、蛋、蔬菜等都必须是新鲜的，不能有一点病虫害，鸡、鱼还必须是活的，宰杀时我必须在场亲眼看到才行；厨师是固定的（可能是老彭同志）；所有做好的饭、菜、汤、馍等食品，在食用前都要经过我检查同意后方可食用。每顿饭都由苏的秘书张同志陪同进餐。
初次晤面
张书记向我交待任务之后，张保清主任领着我到了苏的住处（苏住在县委后院）。我们到达苏的住处时，苏正在和他的秘书谈话。我们首先问候苏部长，他热情地打招呼，并亲切地和我们握手。张保清同志还没有介绍我的身份，苏却上下打量我一下，笑着说：“啊！医师来了。”张也笑着说：“苏部长，您怎么知道他是医师呢？”苏仍然笑着说：“你看，他衣袋里有听诊器。”我即作自我介绍：“我叫王建鹤，县医院医生，技术很差，请苏部长多多指教。”苏说：“不要客气，我没有事。医院很忙，回去后不要来了。”我说：“这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要我照顾好您。”
在我的记忆中，苏部长系中上等身材，面容慈善，对人和蔼，平易近人，洞察力极强，佩戴助听器。同苏一起来潢的有他的随从秘书张同志、河南省卫生厅厅长高长喜、信阳地区卫生处处长刘伯华。
会见亲友
苏部长到潢川的当天晚上七时许，有十余人来县委要求看望苏，其中有苏的侄子苏金国、侄媳孙淑兰，侄女苏玉琴、侄女婿刘绪德和他的孩子刘恒春、刘恒志，还有外甥秦涤青、叶自立、叶培基，外孙李树森等人。我立即去请示苏部长，我说：“苏部长，您家里许多同志来看望您，这些同志都希望很快看到您。您看怎么样？可以进来吗？”这时苏正同张书记下棋，听说家里来了许多人看望他，十分高兴，笑着说：“可以，让他们进来”。苏和家里人见面之后，大家都很高兴。亲人都亲切地问候他，苏请亲属们坐下。又笑着说：“张书记，棋下不成了。我们开个家庭会，这是我们的私事，不再麻烦您了，您忙去吧。”张遂和苏告别。亲属和苏谈一些家庭私事，又谈到小孩上学问题，苏金国同志说他的小孩学习成绩不好，升学可能困难，苏幽默地说：“咱们老苏家的老坟地里，可能没有长大学生这棵苗。”大家听苏这样说，都笑了。我想这种场合有我在场不方便，于是向来人交待了几句就出去了。
故地重游
第二天上午，苏为父母扫墓返回不久，便对我说：“王大夫，我们出去玩玩好吗？”我说：“好！”接着我又问苏：“您不累吗？”苏说：“不累，没关系。”我说：“您想到哪里去？”苏说：“想到街上走走，看看以前的‘三友药房’。”我说：“好，请您稍等一下。”我迅即来到县委办公室，找到张保清同志，我说：“苏想去看三友药房，您说可以吗？”张说：“好！我去通知有关同志一起去。”我记得当时陪同苏到三友药房旧址去的同志有张保清副主任、卫生科余新民科长、随从秘书老张同志、还有高长喜厅长、刘伯华处长。我们陪同苏步行到三友药房故址，即现在的县前街号，苏在故址前面站了一下，接过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又把照相机递给秘书张同志。我们一起走进了三友药房的小院内。苏说：“这就是三友药房，但和原来不同了。因为这个药房是我和徐典吾、陆觉人共同开办的，所以叫三友药房。我们不仅卖药，同时也接诊病人。名义上是药房，实际上这里是潢川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当时环境很恶劣，我们和敌人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可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联络点就被敌人发现了。从那时起，我就离开了潢川。”苏在院内站着，面部表情很严肃，低着头好久没有说话，好像在想什么。虽然他很少介绍革命事迹，但我们认为，他一定在回忆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我们还陪同苏重游了苏家当年的宅院旧址。宅院的故址在县印刷厂的东南角，这个院有两座大小不同、样式不一的房子，其中一座小房，后墙紧靠胡同，门窗面西，是比较低矮破旧的瓦房。另一座在小房的西面，是坐北向南的三间普通瓦房。苏说：“这就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出生地，我父母也是病故在这里的，院落和以前不同了。这座小房也可能修过，我看不大象呢？”接着又从张秘书手中接过照相机，分别将两座房子各拍了几张照片。这时，房主人出来迎接，苏同大家一起随房主人走进门窗向南的三间瓦房内。刚坐下不久，苏正在说话，突然来了一个卖花生的老头儿，年纪六十岁左右，绰号叫冯帽缨子。他闯进了屋里，自称很久以前就和苏熟悉，并和苏攀谈，还拿花生给苏吃，苏也热情地与这位老人打招呼，同时婉言拒绝了这位老头儿送给他的花生。冯帽缨子老人进屋时，我们谁也没有看见，谁也不知道，因情况不明，我们很快离开了苏家故址。
故友叙旧
潢师附小金伟贤同志是苏的女朋友，也是苏很早以前的恋人。他们在青年时代就相爱，情深意厚。苏于长征结束后留延安，二人又常有书信来往。嗣后，苏邀金赴延安举行婚礼，由苏的朋友、三友药房成员之一的徐典吾护送。徐、金二人行至中途，因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未能抵达延安，故未能婚配。苏、金二人分别数十载未能相见，因环境所迫，只好天涯海角人各一方。
金伟贤到县委要求看望苏，她直接找到我，并对我说：“我希望尽快地看到苏部长。”当时苏还在休息。我说：“现在不行，请你等一下，等苏部长起床后我再请示。”金说：“你对苏部长说，我叫金伟贤，想来看看他，你一说我的名字，他一定会同意的。”不久，我看苏部长已起床，正在坐着休息。我说：“苏部长，外面有个叫金伟贤的女同志来看望您，可以进来吗？”苏说：“金伟贤？好，让她进来。”我立即通知金：“苏部长请你进来。”金听说苏让她进去，非常高兴。苏和金相见后十分兴奋，相互问候，坐下后谈些往事。我听金对苏说：“您给我写的信都收到了。”我想，此时我在场不合适，便对金说：“时间不能太长，苏部长接见的人很多，千万不能影响苏部长休息。”说完我就出去了。尽管我不时地催促，他们仍然谈了很长时间，临别时苏拿出一叠人民币赠送给金，金不接受，苏说：“不要客气，你身体不好，留着补养身体吧。”金勉强接受，并说：“谢谢您。”苏问金还有什么要求，金说：“我的眼睛不好，想到北京治疗，请你帮忙。”苏说：“好，什么时候去都可以。”金又说：“地方上要求很严，到北京去不容易，必须有医师的证明才行。”苏说：“没关系，有事找王大夫。”他对我说：“王大夫，今后请你对金老师多加照顾。如需要到北京治疗，请你给金老师写个证明信。”我说：“好，请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我对金说：“如有事需要我帮忙，请你随时找我。”
医院
医院领导汇报工作时，杨树林同志对我说：“你代我问候苏部长，并请苏部长来作报告，指示工作。”次日上午，我向苏转达了杨的问候和请求，医院检查工作。我又将苏即将来院视察工作的消息，向院领导作了汇报。在苏来潢的第四天下午两点钟左右，苏由张秘书、高厅长、刘处长、余科长和医院。院领导组织了许多同志在大门口迎接。参加迎接的有杨树林、何庆轩、戚发信等，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大家将苏接到院办公室稍事休息，然后就视察病房。苏部长走遍各个科室，几乎看望了每个病人。医院医院，病房是外国人设计建造的，每个病房的房门均为单扇门，在门的上方正中间都镶嵌一块方玻璃，苏对大家说：“病房门上的玻璃应该去掉。这是外国医生观察病情用的，看病人有无病情变化，隔着玻璃看一下就行了，这样不好。隔着玻璃离病人那么远，怎么知道病情变化呢？这样对工作不利。医生容易偷懒，也容易发生问题。这样，病房好像监狱一样。”苏还说：“应该改善病房条件。有的地板（原来病房均为木制地板）已经坏了，走动时太响，影响病人休息，对重病人影响更大。门窗大部分是东西向，夏天病房太热，特别是下午西晒太厉害。”
看完病房后，大家又回到院办公室。杨请苏作指示。医院的工作基本满意，说领导和同志们都很辛苦，工作都很好，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好。还说：“医院工作人员都应努力学习政治和业务，改进服务态度，提高业务水平。一定要达到又红又专的要求。”杨树林说：“医院条件很差，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缺点和问题，今后一定努力提高。”杨接着说：“苏部长，医院设备太简陋了，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何庆轩说：“我们缺少医疗器械和医师，连个救护车也没有，农村的危医院，可否给我们解决一辆救护车和一些医疗器械？”苏说：“医院缺少医师和医疗器械的不是潢川一个地方，全国各地都缺，我们国家还很穷，当前不能解决。”杨又说：“我们五官科医师太缺了，给我们一个眼科和口腔科医师好吗？潢川太需要了。”苏笑了，他风趣地说：“你们不是有王大夫吗？”大家都笑了。
革命征程
一天夜晚，苏问我是否知道李义庐，我说：“医院有个中医叫李绍庐。”苏说：“李义庐和李绍庐是父子俩，我们还是亲戚哩！”苏问李绍庐医师家里情况如何，我就个人知道的情况，简要地作了介绍。原来李义庐和苏是姑表兄弟，李是潢川的名中医之一。医院的情况怎样，医院的情况向苏作了汇报。
晚饭后不久，苏就催我快点回家，临别时苏总是说：“王大夫辛苦了，快回去吧。家里还有许多事情等你呢！”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我怕出事，不能早回。所以我总找些理由延长时间。每当夜晚无事时，我就要求苏给我讲故事。并要求给我讲他在潢川做地下工作时的故事。苏说：“你愿意听，我就简单地谈一谈我在潢川开设三友药房前后的对敌斗争情况。”我说：“太好了。”
苏说：“在三友药房未建立之前，医院当医师。医院也是潢川党组织的重要联络点之一。医院联系工作都要找我。怎么联系呢？大部分同志都采取装病的办法，说头痛、肚子痛，并且痛得很厉害，有的大喊大叫。我就当急诊收入病房观察治疗，等联络任务完成后，病也就好了。类似这样的病人很多。院方观察的结果，都没有发现大的问题。这样同志都是入院时呻吟不止，入院后很快就好了，因此引起外国医生（院长）的怀疑，他说：‘为什么苏医师收入院的病人阳性率这样低呢？为什么都没有病呢？’我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很快地作了研究，并采取了紧急措施。即利用这个外国医生胆小怕事的特点，以及他在每天晚饭后有到西郊外散步的习惯，采取相应的行动。一天夜晚，趁这个外国人郊游的时候，我们的两个地下党员用手枪对着他的胸口说：‘你做了多少坏事？如果不老实，马上宰了你！’这个家伙吓得浑身发抖，战战兢兢地说‘没......没有办坏事。’我们的地下党员厉声喝道：‘今后不许你管闲事，否则马上叫你见上帝去！’这个外国人连声说：‘不敢、不敢’，并发誓今后绝不多嘴，从此以后，这个外国人再也不敢乱说了，同时他也再不敢到西郊外散步了。我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又与徐典吾等成立了三友药房。三友药房成立后，更有利于党的工作，联系也更广泛，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年月间，三友药房被敌人破坏了，我的身份也暴露了，敌人到处追捕我，我躲在表兄李义庐家。我在李家住了半个月后，经党组织批准，由李义庐把我送出了潢川城，经过光山县到了鄂豫皖苏区，参加了红军，仍然从事医务工作。”
积劳成疾
一天夜晚，我与苏闲谈，问苏的耳朵是怎样患病的？什么时候患病的，诊断是什么病？苏告诉我说：“我患多种疾病，耳朵是在长征过草地时，由于太潮湿，又加气候太坏，患了重感冒，又合并中耳炎。当时根本没有药物治疗，病情越来越重，结果引起粘连，所以我的耳朵聋。”我说：“您的听力不是很好吗？”苏说：“好什么？我戴着助听器还可以，离开助听器，什么也听不到。”的确是这样，有一次，苏没戴助听器在房内坐着休息，我和他讲话，他什么也听不见，表情也很淡漠。他看着我的嘴动，赶快把助听器戴上，笑着说：“怎么样？不戴助听器什么也听不到吧！”我又说：“您的助听器质量挺好的。”苏说：“这是个进口的，还有个国产的。”
苏部长原计划在潢川住一个星期，因为看望的人太多，随从秘书张同志害怕苏太劳累，身体受不了，因此，只在潢川住了五天，医院疗养去了。此时我尚不知道他患肠癌。从表面上看，我认为苏的身体还不错。
苏部长离开潢川的那天早晨，他从县委出来上了汽车，我在汽车旁边站着，离汽车很近。我说：“苏部长，请您多保重，祝您一路平安。”他笑着说：“王大夫啥时候到北京，一定到我那里玩。”我说：“好！有机会我一定去看您。”他又说：“有事一定写信告诉我。”这时其他同志也和苏打招呼、告别。此时，汽车已徐徐开动，向西驶去。他与家乡潢川告别了。哪知，这竟是苏井观同志和潢川的最后诀别。
（作者单位：医院）
未完待续....
第十六期
第一章：执文学之笔绘潢医华章
第十六期
第二章：潢医，定格在动词里的温暖（组诗）
第十六期
第三章：生死攸关的十八分钟
第十六期
第四章：我的耳朵
第十六期
第五章：潢医颂歌
第十六期
第六章：红包
第十六期
第七章：《光明的守护神》一位眼科医生的日常
第十六期
第八章：抉择
迟到八年的感谢信
第十六期
第十章：我骄傲，我是潢医人
第十六期
第十一章：双手捧起春天的爱
第十六期
第十二章：天缘
第十六期
第十三章：润物细无声
第十六期
第十四章：一路相托
第十六期
第十五章：写给儿科白衣天使
第十六期
第十六章：生命叮当
第十六期
第十七章：我的邻居是医生
第十六期
第十八章：百姓的贴心人——潢医
第十六期
第十九章：我眼中的潢医
第十六期
第二十章：生命大于一切
第十六期
第二十一章：我眼中的潢医
第十六期
第二十二章：谁是最可爱的人
第十六期
第二十三章：仁心赞
第十六期
第二十四章：我眼中的潢医
第十六期
第二十五章：生命大于一切
第十六期
第二十六章：我眼中的潢医
第十六期
第二十七章：谁是最可爱的人
第十六期
第二十八章：我眼中的潢医
第十六期
第二十九章：大医精诚铸医魂
第十六期
第三十章：咽喉要塞护卫人
第十六期
第三十一章：潢医人物素描
第十六期
第三十二章：潢医，一股春风扑面来
第十六期
第三十三章：医美人生
第十六期
第三十四章：春天的感动
第十六期
第三十五章：俯首甘为孺子牛
第十六期
第三十六章：手术刀下流真情
第十六期
第三十七章：我和护士表妹
第十六期
第三十八章：最好的药品
第十六期
第三十九章：医者仁心
领导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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