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彼得·盖伊
翻译：王皖强
《东方历史评论》
1科学革命显然是促成勇气重振的最大动因，这场革命强烈冲击了传统思维方式，对技术和道德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论是否属于启蒙哲人的阵营，18世纪的明眼人看得很清楚，医学成为人们自信最直接的源头，也是牛顿学说众多借鉴者中发展最兴旺的学科。医学成为普遍进步最直观、最鼓舞人心的指标：毕竟，最能够激发人们生活热情的，莫过于他们对寿命本身的期望日益提高。
对于启蒙运动而言，医学的重要性超出了医学本身的范畴。医学是启蒙哲人借助经验检验其哲学的试金石；医学既是新哲学的典范，又是新哲学功效的证明。除此之外，医学也让启蒙哲人得以把以前只是若隐若现、模糊不清的愿景转变成一种现实诉求。“我热爱生活，”年狄德罗在给著名外科医生索弗尔–弗朗索瓦·德·莫朗的信中写道，“所以我不想死，最好是能一直快乐地活着。如果身体不好，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可言。”这种观点古已有之，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狄德罗的话能够表明勇气重振的独特新意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期盼健康与幸福两者兼得。
从一开始，医学就与科学革命密切相关，而科学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哲学革命；科学革命的先驱自命为病态文明的治疗者。例如，培根借助笔下的乌托邦共和国“新大西岛”，孜孜以求地北京有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吗苯酚的用途有哪些
